雨天的站台，水珠顺着顶棚的缝隙滴下来，砸在人们肩头。我夹在湿漉漉的伞骨之间，闻着橡胶鞋底和雨水混合的气味，忽然听见旁边一个小孩问他母亲：“汽车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”这个问题像一粒石子投进水面，让我想起自己与汽车纠缠半生的轨迹。

童年时，汽车是父亲自行车后座上偶尔掠过的绿皮卡车。那时小镇的柏油路只有一条，卡车扬起的尘土里，我总能看见驾驶室里司机叼着烟卷的侧脸。后来才知道，那些突突作响的铁盒子，装着机修厂里最灵巧的钳工，也装着供销社最会算账的会计。他们从省城拉回化肥和花布，也拉回我们从未听过的歌谣。

真正坐上汽车，是十九岁去省城读大学那年。长途客车颠簸在盘山公路上，窗外悬崖下是浑浊的江水。邻座的老农抱着装鸡雏的竹筐，筐缝里漏出细碎的叫声，混着柴油机的轰鸣，竟像某种古老的复调。司机在每一个弯道都按响喇叭，那声音撞在岩壁上，又弹回车厢里，让我第一次懂得，铁皮壳子里的空间，原来也能盛放这么多人的呼吸。

工作后买了第一辆车，是二手的小型轿车。方向盘上磨得发亮的地方，是前任车主左手常握的位置。我学着在堵车的晚高峰里调频收音机，听播音员报路况时，那些密密麻麻的红线黄线，忽然变成了身上真实的汗意。有次暴雨淹了隧道，我在车里等了两小时，雨刷机械地摆动，水幕后面，前车的尾灯像两粒烧红的炭，忽然想起站台上那些挤在一起的身体，原来移动的铁盒子，是把陌生人的体温隔开了，又把同类的心事连在一起。

如今汽车已经换了第三辆，充电桩取代了油箱盖。夜里去充电，停车场里静得能听见电流的嘶嘶声，像蛇在草丛里爬行。我常想起童年那辆绿皮卡车，想起它扬起的尘土里，站着穿塑料凉鞋的自己。那时候的汽车是远方送来的信使，现在我的车是钥匙，是抽屉，是移动的书房，却不再是让人惦记的信使了。

雨还在下，站台上的人陆续被家人的车接走，最后只剩下我和那个问问题的孩子。他的母亲撑开伞，说：“汽车是钢铁做的马，驮着人到处跑。”小孩却指着远处驶来的公交车说：“那这匹马怎么又回来了？”我忽然明白，汽车从来不是从某个地方来的，它一直就在人潮里，在站台和家的缝隙间，驮着我们的等待，也驮着我们的归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