环卫工老张的午饭总在公园东侧那张掉漆的长椅上解决。两个馒头，一袋榨菜，保温杯里是早上灌的茶水。他吃饭时眼睛盯着湖对岸的写字楼，玻璃幕墙亮得晃眼。上个月他听说那栋楼里有家公司裁了三十多人，补偿金谈不拢，闹到劳动仲裁去了。老张不懂什么叫仲裁，但他知道工友老李被欠过两个月工资，最后只拿回一半。钱的事，从来都不简单。

老张每月工资三千二，房租八百，寄回老家一千五。剩下的九百要管吃饭、抽烟、偶尔买点药。他有个小本子，记着每笔开销，月底翻一遍，心里才有数。这种记账法粗糙，却和那些公司财务做的事没有本质区别：收入减去支出，看剩多少，再决定下个月怎么花。宏观经济学里讲的“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”，落到老张身上就是那个卷了边的小本子。

湖对岸写字楼里的白领们中午也出来吃饭，三四十块一份的轻食沙拉，老张看过价目牌，觉得不可思议。他算过一笔账：自己一顿午饭成本不到五块，对方一顿够他吃一周。这种差距背后是收入分配的事。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里占多大比重，老张说不上来，但他清楚自己这份劳动换来的钱，涨得比湖边柳树还慢。最低工资标准倒是调过几次，每次涨一两百，房东下个月就把房租往上抬五十。

老张休息时爱听收音机，财经频道讲股市涨跌、基金盈亏，他听不太懂，但记住了一个词叫“风险”。他想自己也有风险：万一哪天扫大街的活儿没了，或者摔一跤进医院，那点积蓄撑不了几个月。城里人买保险、存定期、搞理财，老张的“理财”就是把钱压在枕头底下，凑够五千就去邮局汇回家。金融体系离他很远，他连银行卡都是前年才办的，还是因为工资必须打卡。

下午两点，老张起身收拾饭盒，把榨菜袋子叠好塞进口袋。公园里晒太阳的老人陆续散了，长椅空出来。他推着保洁车往南门走，路过一个证券营业部，门口电子屏红红绿绿跳着数字。他瞥了一眼，继续走。那些数字跟他没关系，他的账本上只有加减，没有乘除，更没有杠杆。可他每天扫的这条街，写字楼租金涨了，商铺换了三茬，奶茶店从两家变成五家，这些变化他看在眼里，说不上好或坏，只觉得钱在流动，流到哪儿去他看不明白。

傍晚收工前，老张在工具间数了数这个月的加班时长，盘算着下月能不能多寄三百回家。工头说年底可能涨点工资，但具体涨多少没准信。老张把保洁车锁好，掏出小本子记下今天的开销：午饭四块五，烟没买，省了。合上本子时他想，不管财经新闻里说形势多好或多差，他这三千二得掰成几瓣花，这是最实在的经济学。